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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八叉谈吉他

琴没错,谱也没错,也没弹错。我很喜欢聂璜的《海错图》,很难想象那魔幻现实主义的画风竟然是清朝人的作品。这里借个名字,聊聊吉他制作家们。今天的主角是恩里克.加西亚(Enrique Garcia)。恩里克.加西亚是“巴塞罗那学派”的创始人,他是最早获得国际声望的西班牙制作家,是二十世纪初最重要的制作家之一。当他去世的时候,大家称呼他为“吉他的斯特拉迪瓦”。


踪迹成谜的奖牌

恩里克.加西亚的琴标设计是非常典型的19世纪风格,由于大众传媒的尚未兴盛,制作家不得不在琴标上尽可能地宣传自己,并留下联系方式。而我们可以注意到,最明显的位置,恩里克.加西亚自豪地写着: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金奖。不光是他,连带他的学生佛朗斯西克.辛布里奇奥(Francisco Simplicio ),也在琴标上注明:我是1893年得了世界博览会金奖的恩里克.加西亚唯一的学生。

然而,在所有可以找到的文献资料中,并无恩里克.加西亚获奖的记录的。我师父Richard Brune多年以前曾经在GAL上悬赏,为能提供恩里克.加西亚获奖证明的人提供现金奖励,而时至今日,也没有人能把这份奖金领走。

我所收藏的1893芝加哥博览会铜牌

有一种可能是,恩里克.加西亚并没有得奖,而是编造了得奖的谎言。这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吉他制作圈里并不少见。加之当年资讯并不发达,保持这个谎言比现在容易多了。然而这个猜想的漏洞也很明显:加西亚的琴标上奖牌的绘制相当精细,很难想象他在没有实物的情况下,能够完成琴标的设计。(同样,要设想一下没有搜索引擎,连相片都很少有的19世纪末)。对照辛布里奇奥的琴标,就可以发现他的奖牌就似是而非。

原因不明的潦倒

另一种可能是加西亚出于某种原因卖掉了奖牌。毕竟当年他从马德里来到巴塞罗那,并且在市中心开了作坊,这都是不小的费用。他转卖掉奖牌,甚至将其融掉提取黄金都是有可能的。

加西亚位于市中心的作坊,离圣家堂不过3个街区,现在已改为寿司店

这使得我们得以一窥加西亚的经济状态。然而这又带来另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加西亚在世的时候,他的吉他可以卖到1000 peseta(也是当时社会约定俗成的吉他最高售价),这是什么概念呢?由于一战之前都是金本位,1000 peseta是290克黄金,大约合350美金不到。相当于当年一辆福特T型轿车的价格。核算成当今的美元,大约折合23000美金。这就是当时一个最顶级制作家的收入。而加西亚一年大约制作20支吉他,现在想想也是相当富足的中产阶级了。

我所收藏的加西亚原始订单票据

但是到加西亚去世前,他在弥留之际,为他的学生在一堆琴标上签了名,嘱咐辛布里奇奥贴未来贴在他做的琴上,卖掉以后将工作室的欠款还清(21年以后的琴,都是辛布里奇奥做的。所以吉他琴标是最不可信的)。而他丧葬的费用,则是米盖尔.柳贝(Miguel Llobet)支付的,当然,柳贝从他最后的六支琴中挑走了两支。

带有加西亚签名的标签,其实是由辛布里奇奥完成的

加西亚一生未婚,然而晚年莫名其妙的潦倒。这也是制作史上难解之谜了(当然我们可能极度低估了一战中的生存费用)。

塔雷加与Torres造伪大师

说起使用恩里克.加西亚的演奏家,最有名的有三个:佛朗西斯科.塔雷加(Francisco Tarrega )、米盖尔.柳贝和艾米丽奥.普霍尔(Emilio Pujol)了。这三个人都有Torres,但也都使用恩里克.加西亚的吉他。其中,塔雷加传世的照片中,很多都是使用恩里克.加西亚的吉他(甚至要多于使用Torres吉他的照片)。他个人至少有两支恩里克.加西亚吉他,分别是1904年的43号,和1906年的74号。

塔雷加与1904年加西亚吉他

塔雷加与1906加西亚吉他

堪称塔雷加标准照的这张也是使用1906加西亚吉他

 

米盖尔.柳贝除自己使用外,他大部分学生也都使用加西亚吉他。普霍尔给出的建议是:最好能买Torres,否则加西亚也可以。然而考虑到当时Torres 5000 peseta以上的价格,这也算相当的赞颂了。

这些演奏家从没有将加西亚当作第一选择,毕竟他们是买得起Torres的人,也算是真正活在Torres阴影中的制作家了。不过意思的是,目前流传的Torres吉他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加西亚制作的。

加西亚本人从没有主动地去造假,仍然挡不住其他人将他的吉他以Torres的名义出售。有的甚至不惜从Torres原琴上揭下琴标,重新贴到加西亚的吉他上。在二十世纪初,法国曾有些吉他店声称“Torres吉他不限量供应”。大部分都是经过换标的加西亚吉他。

近年来争议不断的1860年Torres,最终由内部构造细节被认定为加西亚的作品

现代音乐会吉他的开端

与20世纪早期其他知名制作家不同,加西亚所制作的吉他,都是“音乐会吉他”,几乎看不到(如果不是彻底没有的话)“佛拉门戈吉他”。

这倒也不难理解,身处西班牙文化中心的巴塞罗那,和安达卢西亚地区有着截然不同的音乐口味和审美取向,毕竟这是高迪正在建造圣家堂的城市!而与塔雷加、柳贝等人保持良好关系的加西亚,在西班牙的殖民地南美洲声望如日中天。连马德里的制作大师桑托斯.赫尔南德斯(Santos Hernandez)售往南美的乐器都不得不做成加西亚的外观。在他职业生的后期,西班牙本土已经很少有人能买得起他的吉他,都是南美的富商们才能享受的高级乐器。

我们可以说,加西亚是第一位“音乐会吉他”制作家(Torres考虑到作品比例,更像是佛拉门戈制作家)。而无论从设计理念和影响来看,加西亚树立的“巴塞罗那学派”都是现代音乐会吉他的开端。

有四位著名制作家在职业生涯早期都通过复制辛布里奇奥的吉他吸纳了“巴塞罗那学派”的诸多要素:大卫.儒比奥(David Rubio)、丹尼尔.腓特烈(Daniel Friederich)、赫曼.豪瑟一世(Hermmann Hauser I)和伊格纳西奥.佛列塔(Ignacio Fleta )。

吉他制作具有两种不确定性,第一是由其适用性质量属性带来的——制作出来的乐器能否满足演奏者的需要;第二是由缺乏有效的控制系统带来的——就算能够确定所需的质量属性仍然无法有效地保证一定可以达成这些属性。而这些不确定性,并不存在于绝大多数的家具制作中,这正是乐器制作与家具制作的关键差异。这也恰恰是不同的制作系统间差异的根源,也就是对于不确定性不同的应对方式。

对于第一种不确定性——适应性质量属性带来的不同需求,大体上有三种做法:忽略、量体裁衣和诉诸原型。

第一种,直接忽略适用性质量存在。制作者把琴做好,演奏者如果喜欢就买走,不喜欢就算了。通常制作者并不会关心这些乐器到底卖给谁了,也很少会在制作开始的时候和最终的使用者沟通,往往是按照某个特定设计就去做了。

采用这种方式的制作者中,最有名的恐怕就是拉米列兹三世(Jose Ramirez III)了。在60-80年代,如果你向拉米列兹作坊订购一支乐器,你无权对于上弦枕宽度、弦长甚至是所采用的音孔花提出任何定制的要求,更不用讲音色取向了。而拉米列兹三世本人对于他的设计,有极度偏执的要求。时至今日大家津津乐道的不同制作印章(比如传说中的极品拉米列兹MT,一代先驱的PB、MC等等),其用意并不是让工匠有署名权,而是当何塞发现任何人擅自更改了他的设计时,可以揪出那个不守规矩的工人。

当然,如果你是塞哥维亚,这就完全是不同的故事了。拉米列兹作坊从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几乎仅仅服务于塞哥维亚一位客户。所做款型不仅按照塞哥维亚的演奏条件,甚至连音准调教,也以塞哥维亚的需求为准(12品以上偏高,以弥补于键盘合作时的音准差异)。至于其他人,对不起,不是针对你一个,而是说大家都按塞哥维亚来吧!

第二种,量体裁衣恰恰是第一种的反面。这样的制作甚至是从头开始设计的,在制作过程中每一步调教都完全考虑最终演奏者的需求。有一些制作家要求购琴者必须登门订购。在登门的过程中,他会观察你的演奏习惯和风格,与你交谈发掘你不同的需求,然后记录下来指导后续的制作。

这似乎听起来是天方夜谭,然则在制作传统高度发达的国家还是非常常见的。比如意大利制作家安骓.塔奇(Andrea Tacchi ),在接受我的订单之前,要求我通过skype为他示范一下我的演奏;比如英国制作家飞利浦.伍德菲尔德(Philip Woodfield),建议我亲自参观一下他的作坊,以协商具体事宜。在他发现我以不靠弦演奏为主之后,对琴桥和右手张力的设计提出了设计建议;再比如我恩师理查德.博内(Richard Brune),我旁听过很多次他与客户的讨论,从声音到奏法的倾向,最后给出不同设计的建议。

在国外的吉他艺术节上,我也很多次碰到国外的习琴者,用着一把名不见经传的制作者制作的乐器。琴主演奏的时候光芒四射,而我借过来试奏的时候,并没有觉得什么特别的地方。当然每一次琴主都会滔滔不绝地跟我讲述他想要的东西以及为什么这把琴特别适合他。

第三种,诉诸原型是一把双刃剑。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办法跟制作家紧密合作完成乐器的制作,比如受到空间上的限制、再比如语言差异等等。那么诉诸原型就是一种有效的折衷。比如托烈士SE114、比如我希望你按照你给大卫罗素的那把来制作、比如我喜欢罗曼尼罗斯式的低音(醒醒吧!那是豪瑟式的低音)等等。与其详细描述自己的需求,不如寻找一个原型以简化沟通(当然这是一种刻板印象),然后再描述一下差异。

如果购琴者和制作者有充分的公共语言和认知,那么这是非常高效的做法。比如当我提及阿肯卓.费尔南德斯(Arcangel Fernandez)风格,对方可以马上反映出我讲的是“单音朴素和声华丽”,或者我说托雷斯(Torres)风格的高音,对方马上知道我讲的是“烹饪完美的意大利面”的话,那么的确可以省去很多力气。但是这种默契的建立所需的时间是远远超过想象的。

如果不具备这种默契的基础,那么某种程度来说这是一种对制琴师有利的做法,当论述某些特定原型的时候,购琴者自己往往没有演奏过这些乐器,解释权会极大的倾向于制作者。尤其在制作者也没弹过原型的时候,那么”所有的不满意都归为风格“你也没什么办法争论了。

这三种消除第一类不确定性的办法,在工厂/作坊采用的量产系统和独立制琴师的制作系统里都有应用。量产系统采用忽略的方式居多,就算有不同的型号,往往也不过是换一种方式掩盖忽略适用性需求而已。

而独立制作系统则复杂的多:如果是为代理商提供商品,也会采用忽略和诉诸原型的做法;在独立制琴师的职业生涯早期,忽略和诉诸原型可能也是必不可少的办法;成名成家的制作家被迫采用诉诸原型的例子比比皆是(请做一把跟大卫罗素/巴鲁埃克一样的就好了,其他你看着办);因为创新的需求,而不得不采用忽略的方式也有现成的例子:丹尼尔.腓特烈(Daniel Friederich)60-70年代的recital型号,就是为了保留制作自由度而设立的试验型号。

然而我个人认为独立制作系统最有魅力的地方,就在于量体裁衣的能力。这也是独立制作系统应该有的态度和体系。作为制琴师,如果为代理制作或者明确被要求以某原型为标准的话,大多会是偏保守而中庸的作品。然而在明确了客户的取舍之后,就可以追求某种程度的极致,当然,这也需要相当的控制能力以消除第二类不确定性——即控制系统的不确定性。

在讨论不确定性干扰问题之前,我们先来讨论一下控制系统的问题。所谓控制系统就是在质量目标明确的情况下,如何可以达到这个目标。

假设我们已经有了明确的质量定义,对于家具那么就是多高多长,对于吉他是什么样的音色风格和声音质量。那么我们如何可以在制造的过程中加以控制保证可以达到期望的质量属性呢?

直观感受上我们可以明白,如果只是修改家具的长宽尺寸,似乎不是什么难题。而怎么做才能做出特定的声音风格和声音质量,就没有几个人能说清楚了。哪怕是能做到的人,似乎也没法完全说明白自己是怎么弄出来的。询问水平相当的制作家,可能得到的思路、角度和结论截然不同。甚至有人直接说,这些是不可言说的。

这里面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广为流传的Antonio de Torres关于吉他制作秘密的论述。Jose Romanillos在其著作中写了一段颇具庄子寓言风格的故事,简直就是轮扁斫轮的西班牙翻版:

“安东尼奥先生,您应该将您制作吉他的宝贵经验告诉您的子孙而不是将它们带进坟墓中?” 托列斯看了看我们,微笑着回答说,”神父,我很遗憾连您也被无知者的说法所蒙蔽了。Juanito 曾经多次见证过我制作的秘密,但我无法将这些秘诀传给我的后人,因为我拇指与食指之间的秘密是无法转移到别人身上的,它们只能随我一同进入坟墓。

这种得心应手而无法言说,因为所做的事由关联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决定。 所谓因果关系就是做A必然有B。你锯了木头不然短,你刨了木头必然薄。而关联关系则是B与A有关,但是做A不一定有B。比如双面板一定音量大吗?Torres梁架出来声音一定就细腻敏感吗?并不是,但是二者有一定的关联度。将相关性等同于因果性是一种常见的思维误区。

关联关系并不能构成有效的控制系统,这也是为什么虽然造飞机引擎看起来比造吉他复杂得多,但由于造引擎所遇到的问题因果明确,可控性比造吉他要高得多得多了。

由关联关系主导的叫复杂问题(complex),而由因果关系主导的大规模问题叫庞杂问题(complicated),小规模的叫简单问题。本质上来说,造吉他是复杂问题,这也是吉他制作的根本难点。而在家具,无论其结构和规模看起来多么的困难,它都仅仅是庞杂问题。

所以回到吉他制作与家具制造的类比,这是用一个简单问题去类比一个复杂问题,在逻辑上是不当扩展。换个角度来说,我们也可以讲对于家具的质量需求,有一套明确有效的控制系统,而对于吉他的质量需求,并不存在这样的系统。

只有认识到了吉他制作本质上是一个复杂问题,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由其根本复杂性带来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这也是任何制作系统的核心命题 – 如何有效地消除不确定性并增加可控性。

此篇受牛爷倪本初邀约而作。之前在吉他花园组织的活动上,我做了一个小小的分享,其中简略地提到了不同制作系统之间的差异。牛爷问我愿不愿意详细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我也没有多想,就答应下来。几次提笔未遂,才发现这个问题的艰深。幸而我的主业是IT咨询,在过去十年间,有幸参与了国内诸多大型企业研发改进的咨询活动。细细想来,这不是正式不同的软件制作系统吗?于是盘点过往十年所述点滴,豁然开朗,遂成此文。

在很多人的想象中,吉他制作和打造家具并没有什么不同:根据图纸上的数据和尺寸,制作不同的零部件,最后拼凑在一起就可以了。这当然是一个过于草率且非常不恰当的类比。主要有三个问题:质量含义不同不确定性干扰不同控制系统不同
首先来谈谈质量的含义。与这里讨论问题相关的质量至少有两类:符合性质量适用性质量(还有满意性质量和全程质量暂时不谈)。符合性质量是一件商品是否按其所制定的规格制造。比如一个杯子,说好是1.2L升容积,但是只能盛1L或1.5L;或者指定高度是14cm做出来是16cm,这都是不合格的产品的;适用性质量是指产品是否满足客户的需要。比如可以有一件符合性质量完全过硬的产品,但是客户可能穿起来不合适,比如小两号。符合性质量是一种制造质量,它并不考虑客户,适用性质量则将用户适用度作为质量的首要考量。在我国消费领域,长期以来都是以符合性质量作为质量标准,符合性质量没问题你不能退换,因而久而久之,我们便默认只有这一种质量属性。当然,随着电商和服务业的进化,我们也逐渐靠近欧美,在很多领域都开始采纳适用性质量标准了。

那么作为乐器的吉他首要质量属性是什么呢?当然是适用性质量。这并不是说,尺寸、弦长、甚至音准这些符合性质量不重要。而是说,单单据有符合性质量的乐器并不见得就是好乐器,这些属性无法完全地定义乐器的质量。而吉他本身的技法特点,又决定了其产生乐音的音色、音高、响度与演奏者的演奏技巧极其相关。不同的演奏技法,在相同的一件乐器上,也会产生极大的差异。因而不同的人对同一件乐器的“质量”也会又不同的判断。

比如一个例子就是John Williams。他自己在访谈中提到,他之所以从Fleta换到Smallman,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Fleta在不同动态范围内音色无法做到非常的统一(某种程度来说,这是西班牙吉他的特点),而Smallman的网梁结构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很多年之后,当我可以频繁接触到Fleta吉他时,我完全无法体会John Williams的抱怨。要想把Fleta在不同动态下音色差异弹出来,那需要何等的技法啊!此外,从市场价格来看,Fleta绝对远超Smallman;从订琴周期来看,Fleta大约是Smallman的5-6倍长。看起来也没有几个人对Fleta的这个“不均匀”的质量属性感同身受吧。这个质量偏差就是仅仅对于John Williams有,而对于90%的人都不存在的质量问题。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适用性质量问题。

Meantone Friederich

所以,回到初始的类比,吉他制作与家具有不同的质量追求。作为乐器的吉他目的要产生乐音。而构成乐音的音色、音高、响度中,音色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主观感受且受技法影响极难度量;响度分为远达动态,极难度量且受技法影响;音高相对容易度量,然则在吉他上其本质上也是一种观念,否则也不会有meantone吉他这些不同音高观念的吉他了。而家具只要合规中矩,基本上也就是好家具了。我们甚至可以说,对于绝大多数吉他而言,质量由适用性质量决定;而对于绝大多数家具而言,质量由符合性质量。

对于质量不同的定义,也就需要有不同的制作系统。也就是这个原始比喻的第二和第三个问题:不确定性干扰不同和控制系统不同。

(未完待续)

我们习惯于将吉他分为传统琴和现代琴。现代琴顾名思义,就是指采用现代构造技法和梁架结构制作的吉他。比如以Greg Smallman为代表的网梁结构,以Matthias Dammann为代表的双面版结构,还有Kasha结构,放射梁结构,Humphrey千禧结构等等。只要不同于传统扇梁结构的吉他,我们都可以称之为现代琴,这个问题不大。

然而什么是传统琴呢?大家的第一反应,可能是Torres、Hauser、Fleta甚至是Friederich等等。然而这些乐器之间的差异,一点都不比它们和现代乐器之间的差异小。为什么我们会心安理得地将它们归为一类?我认为原因在于,有一段波澜壮阔的乐器进化史被我们忽视了。

自从二次世界大站之后,随着Andres Segovia和Albert Augustine的努力,尼龙弦开始代替羊肠弦成为吉他弦的首选。对比羊肠弦,我们知道尼龙弦受湿度温度影响更小;音准更容易控制;也更为便宜。然而,却很少有人提起尼龙弦和羊肠弦的差异。最主要的一个差异,就是密度不同。

羊肠弦

如果尼龙弦的密度是1的话,那么羊肠弦的密度大概在1.4左右。换句话说,羊肠弦的密度比尼龙大40%,这并不是一个小到可以忽略的差异。这么大的材料密度,足以对乐器的性能和音效产生翻天覆地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影响,就是要达到同等张力,尼龙弦会比羊肠粗壮的多。粗壮的琴弦一般会有更少的泛音,也就是不够华丽和通透。这里插说一句,我建议大家有机会都试试羊肠弦,首先你会吃惊于它的张力;其次,它并不古朴温润。

尼龙弦的始作俑者Andras Segovia就对这个问题极为头疼,他自己发明了一个奇怪的办法来解决它。他采用两根第二弦,将其中一根强行拉到一弦的音高,通过更大的张力,去弥补辉度的不足。有人认为,这最终把那把传奇的1937 Hauser I拉坏了。我认为还是Hauser II修坏了关系更大。后来随着弦的质量提高,并且有了高张力琴弦,以及乐器的改进这个问题才得到缓解(然而时至今日,很多老演奏家们仍然习惯第一弦使用高张力琴弦,比如John Williams)。

在Segovia的大力倡导下,以及尼龙自身的优势,迫使制作家们不得不考虑一个问题:既然尼龙弦趋势不可逆转,那么只能通过结构的改造,让乐器在尼龙弦上有更好的表现了。于是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一场吉他尼龙化的改革就开始了。

19世纪吉他的琴桥垫片

Hauser II吉他内部结构,Hauser I从40年代开始也采用类似的设计(除了弧形和声梁)

首当其冲的就是Hauser I,他有深厚的奥德制作传统,虽然后来顺从潮流做了西班牙吉他,但是他也引进了很多19世纪浪漫吉他的制作技法。比如在尼龙化的过程中,Hauser I引入的琴桥垫片,就是19世纪德奥吉他的做法。那些吉他并不是使用现在的琴桥设计,而是通过弦钉把琴弦直接出入面板。面板材质较软非常容易损坏,因而在琴桥位置补垫一片枫木,防止被拉坏。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也许是音色审美的缘故),Hauser I在他制作的西班牙吉他中,引入了琴桥垫片,这样补强了面板的强度和辉度,此外他还吸纳了Santos Hernandez的音梁形状,在尼龙弦上得到相当通透的高音(题外话,Hasuer I的第一弦受19世纪风格影响极大)。甚至我们可以说,当代古典吉他更多是以Hauser I而不是Torres为蓝本的。

在法国则是Bouchet,他虽然没有使用琴桥垫片,但是被后世称作bouchet bar的横梁设计也在60年代的时候出现了。道理也是一样,通过补强面板从而弥补因弦材的差异而损失的辉度。除了适用尼龙弦增加辉度之外,Bouchet Bar对延音也有很大帮助。

西班牙的情况则发杂的多:巴塞罗那是Fleta,50年中后期代立志专职从事吉他制作之后,也改进了梁架设计。一改巴塞罗那学派的传统,采用了更为强壮的面板设计。马德里的情况一分为二:一方面Jose Ramirez III作坊的能工巧匠们改良形成了全新的设计,这个新设计统治了吉他学界近20年之久,深刻的影响了日后的新兴制作学派;另一方面,Marcelo Barbero和他的学徒Arcangel Fernandez则沿着Santos Hernandez的道路继续前行。Santos Hernandez绝对是一个超越了时代的人物,他的倾斜式和声梁设计和特殊的梁架修整方法,哪怕就是尼龙弦都可以获得不错的辉度。Arcangel Fernandez在50年代末期,就开始采用琴桥垫片,开始了尼龙化之路,反而比Jose Ramirez III还要早些。格拉纳达在Antonio Montero 80年代大规模普及Bouchet系统之前,也有自己的发展。Manuel de la Chica通过琴桥减重而不是面板增重的方式适应弦材改变,得到了音量宏大辉煌同时又深沉的作品。至今仍是我梦寐以求的铭器(当然,大部分状态好的,都被改造成Santos Hernandez的赝品卖掉了)。

这些改造之后,使得这些作品,与之前的Antonio de Torres,Vicente Arias,Manuel Ramirez,Santos Hernandez,Enrique Garcia,Francisco Simplicio等人的作品相比,有了非常巨大的差异:第一是琴体共鸣频率,在尼龙化之前一般在D-G之间,而之后普遍在F#-A之间,甚至G#成了标准位置。今日所谓旧世界的美丽,第一印象就是低沉的共鸣频率带来的观感;第二是整体声音泛音比例更少,当然这是在同样换上尼龙弦之后的感觉,毕竟弦材提供不了的泛音只能靠乐器弥补了;第三是整体琴码高度提高了2-3mm,从而提高了琴弦对面板的压力,一方面乐器更受力,另一方面也变得更难演奏(相对而言)。

这些差距综合下来的结果,Greg Smallman与Fleta的差距,远没有Fleta与Garcia的差距来得巨大。那么我们为什么把Smallman归为现代琴,而将Fleta与Torres一起归为传统琴呢?

忽视掉吉他尼龙化的这段历史(至今仍在进行中,时有被打断),我们就无法完全把握传统吉他的脉络。因此,我建议大家在思考传统与现代的时候,增加一个维度:为羊肠/高密度弦材所设计,和为尼龙弦材所设计。以此为维度的话,我们可以将1950年代前的西班牙吉他,60,70年代前南美、格拉纳达的一些吉他作品归类为传统西班牙吉他;Hauser I、Bouchet、Fleta、Jose Ramirez III、Friederich以及其衍生的现代吉他作品归类为传统尼龙/古典吉他。

大凡作为古典吉他爱好者,都会为这件乐器有着悠久的历史而感到自豪。动辄3000年前如何如何,lute琴又是亲戚了如何如何。然而一记嘹亮的耳光是:“古典吉他(classical guitar)”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并得到大规模的认可不会早于1946年。也就是说,人们有古典吉他这个概念尚不足100年。

对于古典吉他的区分,最早是美国纽约古典吉他协会。他们于二战会恢复活动开始,便改名为 纽约经典吉他协会(New York Society of the Classic Guitar,nyccgs)——是的,它最早甚至都不叫“古典吉他(classical guitar)”而是“经典吉他(classic guitar)”——同时代的其它协会并没有在名字中区分吉他的种类。比如英国的  吉他演奏者爱乐者协会(Philharmonic Society of Guitarists)、曼城吉他圈(Manchester Guitar Circle)、还有1923年成立于洛杉矶的美国吉他协会(American Guitar Society)。都仅仅以吉他称呼,似乎并不加以区别。

纽约经典吉他协会最开始做出区分的原始目的,应该只有一个:就是要捧尼龙弦。你要知道nyccgs的主席弗拉迪米尔.鲍勃瑞(Vladimir Bobri )就是为塞戈维亚、奥古斯丁和杜邦公司牵线搭桥的人。虽然1948年尼龙弦才去量产,但是在那之前塞戈维亚已经开始使用尼龙弦了(只是高音弦)。尼龙弦对于吉他演奏技法的影响,并不亚于托烈士(Torres)对于吉他构造的改良——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了,这里就不展开了——所以理所应当的,他们会希望使用不同的名字作为区分。

然而由于纽约古典吉他协会与塞戈维亚的密切关系,以及他们广有影响力的杂志《吉他评论(Guitar Review)》。慢慢地,大家形成一种共识:需要将塞戈维亚所演奏的吉他与同时期其他吉他演奏家区分开。而这种共识,诞生了一个新的名词——古典吉他(classical guitar)。

从经典吉他(classic guitar)到古典吉他(classical guitar),在历史上曾经存在着非常大的争论。

弗拉迪米尔.鲍勃瑞曾经解释说:我之所以选择使用经典吉他,是因为这样就表明这件乐器并不是仅仅只能演奏古典主义时期的音乐,而可以演奏多种多样的音乐。我们可以认为,弗拉迪米尔.鲍勃瑞其实是非常倾向于经典吉他的。

当时阿仁.施若(Aaron Shearer)受到塞戈维亚刺激,决心写一部教本(大略的故事是这样的,阿仁问老塞,请问怎么学习吉他最好啊?老塞说:弹阿瓜多的曲子。阿仁觉得这不扯吗,太难了,肯定有更简单的办法)。最初的名字叫《古典吉他技巧(classical guitar techniques)》。我们可以理解为阿仁.施若认为若想学习弹得像老塞一样,那么就是你弹的就是古典吉他。虽然最终,在出版前阿仁.施若被弗拉迪米尔.鲍勃瑞说服,改名为《经典吉他技巧(classic guitar techniques)》出版。但在序言中,他仍不无无奈地说:(哪个名字合适)我还是留给大家去判断吧。

最终古典吉他胜出,其中老塞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当然出于何种原因,老塞最终选择了古典吉他(classical guitar),已经不可考证了。他也没有留下任何只言片语,但是,理解老塞的心思并不难。

塞戈维亚,生于19世纪末期,贵族传统没落的一战之前。出于血缘和其它一些不可言说的关系,对佛拉门哥及其音乐极其厌恶。一直都希望可以将他演奏的音乐与佛拉门哥区分开。那么他选择“古典(classical)”的含义也就非常明确了。

古典主义时期,作曲家和演奏家是专家演给内行听的。那段时间,音乐教育是贵族阶层的基础教育,而音乐家需要创作音乐以取悦贵族阶层;海顿写一首交响曲,演几次,演给谁听,谁都什么程度,他基本是有数的。直到古典主义后期,城市资产阶级兴起,效法贵族,也有了音乐的需要;这也是为什么莫扎特曾给他父亲写信说:我现在尝试一种新的手法,使得外行也能理解音乐的美妙。

所以古典的,是贵族的,专家面对内行的。那么用古典吉他(classical guitar)用以区分其它西班牙吉他音乐,这难道不是一句骂人的话吗?

 

理查德.贾可布(Richard Jacob)1877年生于乐器制作世家,是马克诺伊基兴(Markneukirchen)吉他制作家卡尔.奥古斯.贾可布(Karl August Jacob)之子。1905年成为独立制作家,在1911年结婚之前,都在父亲的作坊里帮工。而后自立门户,因为出众的工艺和油漆技术,使他在马克诺伊基兴鹤立鸡群。于是他开始使用自有品牌维斯伯格(Weissgerber)作为商标制作吉他。他一直遵循维也纳传统制作吉他,直到1924年柳贝特携塞哥维亚访德。这使他意识到,未来是属于西班牙吉他的。从此放弃维也纳学派专注于西班牙吉他,以托烈士为蓝本制作吉他。直到40年代末期,他开始追求吉他的新发展。在生命的最后二十年中,制作了许多独一无二的并有创造性的吉他。使得这一时期大部分作品被博物馆收藏。

这把理查德.贾可布制作于1944年,是理查德.贾可布西班牙时期的作品,有明显的托烈士的风格印记。琴头装饰受加西亚(Enrique Garcia)和辛布里奇奥(Francisco Simplicio)影响,但是更为清爽的装饰风格。

目前售价人民币六万八千元,有意请洽。邮件: vincent.hao.xu@gmail.com 或 QQ: 1109139211。

奥拓.沃因克(Otto Vowinkel),荷兰制作家,1984年自学成才开始制作吉他。他的吉他物美价廉,在欧洲诸多音乐学院内被青年演奏家们广泛使用。很多青年演奏家就是使用着奥拓的吉他,在各大比赛中取得第一名的好成绩,因而也有“冠军吉他”之称。比如吉他比赛冠军丹尼尔.阿扎巴即奇(Denis Azabagic),祖兰.杜克奇(Zoran Dukic),桑尼尔.瑞德及克(Sanel Redzich),都曾使用奥拓的吉他。

出售的这把奥拓.沃因克吉他制作于2014年,采用红松面板和巴西玫瑰木背侧。琴主也是一位青年演奏家,因友人另赠铭器,决定出售此琴。

目前售价人民币五万五千元,有意请洽。邮件: vincent.hao.xu@gmail.com 或 QQ: 1109139211。

凯文.阿若姆(Kevin Aram),英国制作家,1978年起独立专注手工吉他制作。朱利安.布里姆(Julian Bream)于1986年10月,购买了凯文制作的吉他——代号小歌谣(La Cancion);并于1988年再次购买了凯文的吉他——代号番樱桃(Myrtle),布里姆使用这把吉他录制了CD 加塔隆尼亚的民歌。从此,凯文逐渐在国际上获得认可和声望。凯文.阿若姆的吉他早期受到托烈士(Torres)和豪瑟(Hauser)影响,后来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的风格。

正在出售的这把凯文.阿若姆吉他制作于2008年,代号蝴蝶(Papillon法语)。这把吉他与另一把同样代号为蝴蝶(Schmetterling德语)的吉他,是为英国的一个二重奏组合而制作的。当时两位演奏家分别付了额外的价钱,采用了凯文.阿若姆最好的材料。这把2008年的作品得倒了极好的保养,几近全新,除了成熟的声音,没有任何演奏的痕迹。

目前售价人民币五万八千元,有意请洽。邮件: vincent.hao.xu@gmail.com 或 QQ: 1109139211。

 

对大多数吉他演奏者和爱好者而言,阿肯卓.费尔南德斯(Arcangel Fernandez)绝对是个陌生的名字。然而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他都是20世纪最重要的制作家之一。作为伟大的马塞洛.巴贝罗(Marcelo Barbero)唯一的学生,在60年就被日本代理买断了终身产能;又反哺恩师的血脉,直到2005年马塞洛.巴贝罗之子(也叫马塞洛.巴贝罗)去世为止。他有着传奇的而不为人知的职业生涯。今天,在得到美国著名制作家、收藏家、研究学者、佛拉门哥演奏家、美国制作家协会创始人及董事 理查德.博内(Richard E. Brune)先生授权之后,特翻译一篇博内先生于2013年六月为Vintage Guitar杂志写的专栏文章。

通常我不会为仍然建在的制作家撰写文章,然而今天我准备破一次例,因为阿肯卓.费尔南德斯(Arcangel Fernandez)已于2011年退休,并将作坊整体盘出,不再从事制作工作了。我很难想象阿肯卓到底怀着怎么情感做出这个决定。毕竟绝大多数制作家都打算在做出最终也是最辉煌的杰作之后,把他们的作坊一起带进棺材。当然在现实中,很少真能如愿。

费尔南德斯1931年出生在马德里,他是细木工,偶尔也是佛拉门哥吉他手。在50年代早期,他接近马赛洛.巴贝罗(Marcelo Barbero)希望可以担任他的助手,他细木工的手艺帮他获得了这份工作。1956年3月6日,52岁的马赛洛.巴贝罗与世长辞。他成为马赛洛.巴贝罗唯一的学生和继任者。此后,他继续在巴贝罗的作坊内工作了一段时间,为巴贝罗的遗孀继续制作吉他。并以”Viuda de Marcelo Barbero”(马赛洛.巴贝罗的寡妇,译者注)的标签出售所生产的吉他。在西班牙,这是一种由来以久的传统,毕竟那时候的西班牙并没有什么社会保证体系,巴贝罗遗孀的生活完全没有保证。著名的吉他收藏家约翰.凯勒曼(Jonathan Kellerman),在他的著作《弦在琴上》(With Strings Attached)中,展示了一个绝妙的例子,那是一把1956年制作的吉他,在马赛洛.巴贝罗死后不久完成的。据我所知,这是第一把由阿肯卓.费尔南德斯签名的乐器。这是一个优美的作品,它的音孔饰圈,为我儿子马绍尔(Marshall Brune美国青年制作家,译者注)提供了灵感,他在他所做的佛拉门哥琴上使用类似的设计。这把吉他从结构到设计都强烈地带有马赛洛.巴贝罗的印记。同时,这也是一把不可思议的乐器,和我弹过的最好的巴贝罗吉他一样好。

1957年,费尔南德斯和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Manuel Rodriguez),在老马德里拉瓦皮耶斯区(Lavapies)离巴贝罗作坊几个街区的耶稣和玛利亚街26号(Calle Jesus y Maria)租了一个作坊。他们各自以自己的品牌制作吉他,同时也有一个联合品牌罗德里格斯和费尔南德斯(Rodriguez y Fernandez)。这段薄命的合作关系,最终因一场争吵而终结。焦点是佛拉门哥吉他面板的上是不是可以采用有角度的高音梁(传统佛拉门哥吉他梁木竖直,几乎没有角度,译者注),罗德里格斯认为这值得尝试,而费尔南德斯则认为这简直就是亵渎传统。据掌握第一手信息的当时活跃在马德里的佛拉门哥演奏家艾拉由.罗则诺(Elario Lozano)说,这段拳脚相加、推来搡去的争吵,使得两人在作坊中竖起一面砖墙,将工作室一分为二,最后以两人彻底绝交收场。由于费尔南德斯在佛拉门哥圈内广有人脉,而且作为巴贝罗(巴贝罗被认为是最伟大的佛拉门哥制作家,译者注)唯一的学生,在生意上他很快占据了最大的市场份额,从而使罗得里格斯蒙羞。而后者在1959年移民到洛杉矶以后,才获得了成功。罗德里格斯则在他最近发布的书《吉他制作的艺术和工艺》(The art and craft of making guitars, 2004年出版,作者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于2008年12月25号过世,译者注)中对费尔南德斯只字未提。

当费尔南德斯搬到耶稣与玛利亚街道的新作坊之后,他还带着巴贝罗的儿子——也叫马赛洛.巴贝罗。他实际上相当于收他做了自己的养子,并将自己从师父那里学到的制琴技艺全部交给小马赛洛。在60年代中期,在费尔南德斯的祝福之下,小马赛洛在帮助费尔南德斯制作吉他的同时,以马赛洛之子(Marcelo Hijo)为标志,开始制作自己的吉他。差不多就在这个时期,费尔南德斯与日本的经销商签订了独家经销协议,将他这一生全部的制作都卖给了这位经销商。虽然不知道这个协议是否包含马赛洛之子,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很可能是这样的,因为在日本以外很少能见到他的琴。费尔南德斯与日本的联系是很符合逻辑的,在50年代末期,年轻的河野贤(Masuru Kohno)来到西班牙,寻找可以和西班牙制作家学徒的机会。费尔南德斯允许他在工作室内做一些杂役。在1956年3月25日发表在西班牙报副刊(Suplemento de Espana)上巴贝罗的讣告中,有一个对费尔南德斯的访谈,他特别提及了日本,说从这些国家会有订购他们吉他的订单。从而我们知道,在很早的时候,日本经济就已经对西班牙吉他市场发挥了巨大影响力了。

现在回看,费尔南德斯与日本所签订的合同制造了很大的麻烦。一方面他非常享受作为50年代中期最伟大吉他制作家唯一传人的身份和血统,另一方面他不得不窘促地拒绝音乐家们为购买赖以为生的乐器而提出的请求。日本的经销商坚持要求费尔南德斯为每一把吉他编号,借以统计他所有的工作。而费尔南德斯的应对方式则很巧妙,专门开发了一个没有编号的第二品牌。与邮寄到日本的有编号的作品一样,会有他的签名和印章。区别在于,这些乐器仅仅通过后门渠道销售给真正会演奏这些乐器的音乐家,而不是将它们供在日式壁龛中封神显圣,空引起其他收藏家的艳羡。而据我所知,最早这样的无编号第二品牌乐器出现在1963年。

艾拉由.罗则诺在马德里生活期间,从费尔南德斯处订购了一把佛拉门哥吉他,并要求采用玫瑰木最为背侧板。也就是今天我们称为”negra”或者黑的佛拉门哥吉他,因为有别于传统柏木的白色,呈现出黑色的色调。然而无论是出于令人绝望的守旧,或十分的新潮(取决于你对吉他历史的理解),费尔南德斯和他的老师巴贝罗一样,并不通过梁木结构区分这两种不同的种类——它们在内部结构上完全一样。因此他声称自己拥有世界第一把”negra”版费尔南德斯(或者巴贝罗,曾有一次一位卖家是这么给我描述的)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描述,因为”古典”和”佛拉门哥”属于用以区分演奏者的词汇——古典吉他演奏家或西班牙佛拉门哥演奏家。而制作者并不在意演奏者如何使用或者称呼他们的乐器,只要他们能够按数付款就好了。有趣的是,在巴贝罗的讣告中,”guitarra classica”或跟古典吉他——这个属于词二战后在西班牙外地区用以区分用吉他演奏古典音乐和演奏西班牙音乐的演奏家——根本就没有出现。

1963年,艾拉由.罗则诺还在马德里工作的时候,他那把1959年阿肯卓.费尔南德斯吉他就遭到了严重的损坏。于是他就将这把吉他送修了,其中就包含要重新上漆。在那个时候,何塞.拉米列兹三世(Jose Ramirez III)正在试验使用现代喷枪由特训的专业人士涂装催化聚氨酯面漆(catalyzed urethane finish);他们让法国漆涂装者显得过时。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的父亲就曾受雇于拉米列兹工坊,是一名专业的喷漆者。绝大多数制作家都不愿自己喷装这种油漆,都是转给专业人士完成,或者如果作坊足够大的话,他们就会雇佣一个专业喷漆人士。费尔南德斯将这把1959年的吉他送去了喷漆,因而今天这把吉他仍然保持着这样油漆。通常而言,费尔南德斯仍然继续使用法国漆,类似于伊格纳西奥.佛列塔(Ignacio Fleta),他采用混合虫胶和漆的混合物涂装。当一些演奏者要求采用喷漆时,费尔南德斯也会将这些吉他送去喷漆。《吵闹》(Jaleo)杂志79年9月刊上刊登了皮寇.塞维利亚(Paco Sevilla)一篇关于拜访安东尼.巴利维亚.霍瑞斯(Antonio Valdivia Juarez)的有趣文章,霍瑞斯之前是何塞.拉米列兹作坊的喷枪手,后来开了自己的喷漆工坊,帮助几乎所有马德里制作家进行喷漆,包括费尔南德斯。从此以后,人们亲切地称呼他为”马德里的埃尔.史莱碧”(Earl Scheib,一家美国公司,专注于汽车重新喷漆和冲撞修复。这里指Juarez从事类似的职业,不过是吉他而不是汽车,译者注)

对于那些死皮赖脸求着他买琴,然后转手倒卖以获利的分销商,费尔南德斯毫无仁慈可言。有一个我认识的分销商,一个劲地给费尔南德斯送曼彻格奶酪、香肠和陈年美酒,以期能够购买一把他的吉他。然而换来的是,费尔南德兹的断然拒绝,并把他轰走了。这个人对费尔南德斯说”Me parece que no tienes mucho hambre…”意思是,”你对事业成功并没有太大的胃口啊!”。费尔南德兹俏皮地回答”Acabo de comer!”,意思是”我刚吃饱!”

随着赫尔南德兹逐渐老去,他听厌演奏家们为了求他同意额外的订单长篇大论的呱噪。费尔南德斯变得越来越孤僻。他经常把作坊大门一关就是几个星期,将所有日常工作都交给马塞洛之子打理,这个时候马塞洛之子负责制作绝大多数费尔南德兹吉他。所以当马塞洛之子诊断出癌症并于2005年辞世之时,他自己就要大难临头了。这时候,费尔南德兹自己已经无法继续从事制作工作了。因为实际上,长久以来,费尔南德兹吉他的发展,其实都是马塞洛.巴贝罗之子以他老师的名义进行。随着巴贝罗之子的逝去,而费尔南德兹已经多年不从事制作工作,手头上的差距将在乐器成品中凸显出来。

更可悲的现实是,由于费尔南德兹已经将他毕生的产出都卖给了日本,他的作品对于年轻演奏家来说都是遥远的记忆。绝大多数从来没有亲眼见过他的乐器。除了一两个家学渊源的,爷爷们可能有几把,但都珍藏起来了,不许他们拿来演奏,因为可能担心会被损坏而失掉价值。除了日本以外,因为河野贤(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日本制作家)和他的关系仍然牢不可破。在西班牙,他完全被新兴制作家遮住了光芒。这些制作家的作品因为当代演奏家使用的关系,变得更广为人知。虽然费尔南德兹还没有到贫民养老院去退休(这是大多数制作家的宿命),但是关于如何分销自己的作品,这里绝对有值得借鉴的教训。

官方给出的数字,费尔南德兹每年制作23或24把乐器,但是考虑到从1963年开始的不计数作品,费尔南德兹和马塞洛之子的综合产量大概接近30把每年。也就是说,从1957年到2011年为止,费尔南德兹作坊大概共产出了1600把吉他(没有计算外包出去的学生型号)。我认为这是一个高产的数字。同时我怀疑在最近十年,他们的产出速度明显变慢了,但是无论无何,这个作坊都制作了超过1200把吉他。感谢日本的收藏家们,其中大多数作品都得倒了非常好的保管,在很好的状态。

在此文翻译过程中,遇到许多西班牙词汇不能理解,得倒吉他们老多的大力帮助,在此表示感谢!同时于志强老师的古典吉他吉他收藏群中诸位大方之家,也为本文提供了校对意见,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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